本篇文章2782字,读完约7分钟

私人投资仍然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

最近,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1-6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5879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8%,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4.7%。从1月到5月,增长率下降了1.1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61.5%(不含农民),比去年同期下降3.6个百分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李克强总理为此召开了几次会议,以探讨如何减缓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崇阳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燕星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理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多地强调投资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如果这些低效的投资方式单边增长,必然会导致投资风险的负叠加,也会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因此,今后在强调增加投资的同时,不应忽视盘活存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应该转向盘活固定资产存量

王延兴首先提到了一个非常文学的概念,那就是投资有灵魂,而投资的灵魂就是稳定。稳健意味着投资者可以用自己的投资收益、自有资金和资本来化解投资风险。换句话说,投资者本身应该具有“生血还债”的功能,而不是单纯依靠扩大投资增量来稀释短期风险,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简单地依靠“输血”来生存。投资是为了获得收入,但收入可能不会被社会所有成员分享。更重要的是,投资也应该承担一定的风险。近年来,大量的广泛投资风险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负面的。如果不有效释放或化解,大量累积的风险将导致经济混乱,最终的投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由社会所有成员承担。显然,要解决投资债务或风险问题,拖延时间只是权宜之计,更不可能蒙混过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这种低效投资不仅造成了资本和资源的浪费,而且降低了投资增量的边际效应。王延兴说,通过近年来的大量调查,他发现一些地区固定资产利用率不足50%,大量资产闲置,造成了严重浪费。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这些“僵尸”固定资产束手无策,甚至坐以待毙。此外,中国一些行业总体产能过剩。如果我们继续强调扩大投资规模以保持增长率,边际效应将会减弱,而且效果将是有限的。显然,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可能不得不转向盘活固定资产存量。振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振兴的方向必须明确。因为盘活固定资产存量的质量、水平和数量是经济的晴雨表,是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今后在强调投资增量的同时,不应忽视盘活存量。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王延兴认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自有资金。此外,中国整个社会的资本已经很丰富了。所谓的“困难而昂贵的融资”已经被“资产短缺”所取代,这种“资产短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私人投资仍然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

王延兴认为,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民间投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由于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其内涵和外延将不可避免地被重新定义,但民间投资的核心仍在于风险的度量和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王延兴提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民间投资有过成功的经验,甚至失败的教训。私人投资具有独立承担风险和损失的独特属性。因此,一些私人投资在房地产、制造业、煤炭和其他领域遭受皮肤疼痛,甚至是可怕的。特别是,非标准的民间投资风险更大,一些投资者在高利润的诱惑下盲目投资,导致一些影响更广的风险。吃一堑,长一智。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在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国际化进程、人才队伍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不再具有可比性。特别是在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过程中,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在标杆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展示了民营企业投资的合理性和成熟性,这是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外部因素正在改变状况,这有助于提高私人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但王延兴强调,内因是根本,当前民间投资仍需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应该“去保护”。换句话说,有必要打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的默许。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通过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运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抑制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让民营企业与它们平等发展。例如,目前,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的准入条件和利率方面具有天然的绝对优势,仅从贷款利率来看,民营企业的平均水平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两倍以上。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第二,民营企业在借贷时应该“失信”。要全面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保护守法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扭转诚信企业亏损、不值得信赖的企业受益的“恶钱驱逐好钱”的不正之风,把逃债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事实上,对不诚实的私营企业的惩罚是对诚实的私营企业的最大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第三,政府管理应该“消除低效”。要密切关注民营企业投资,着力解决民营企业投资利益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真诚地为民营企业做实事,尽最大努力解决民营企业的难题;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在雪地里帮助别人”的工作。鉴于私营企业的强烈呼声和愿望,有必要找到正确的切入点,并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以确保实际效果。主要包括: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民间投资的准入成本;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务,解决不作为和混乱问题;创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消除投资中的所有权障碍、限制或歧视。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为了支持私人投资,我们必须拓宽投资领域,而不仅仅是“害羞的玫瑰”

王延兴指出,目前,中国许多已经对外开放的领域,如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仍然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干预有严格的限制。与国有投资和政府投资相比,民间投资的可选领域仍然狭窄。要支持私人投资,我们不应该只是一朵“害羞的玫瑰”,而是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一是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政策限制,打破金融、电力、市政、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对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限制。所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二是提高信息服务水平,确保投资信息披露的深度、广度、质量和水平,使投资收益和风险的计量更加确定。

第三,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确定性。目前,一些地区招商引资非常活跃,但一旦投入资金,情况就会急剧恶化,不讲诚信的问题经常发生,严重影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例如,一些地区的私营企业主反映,企业在吸引投资时被视为客人,但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更为普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问题更为突出。企业形象地把它描述为:“先把我们钩进去,在圈子里给我们,然后让我们自己去,不管我们是否要求。”所谓“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现象非常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第四,加大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支持,降低可信任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不可信任企业的违约成本。

第五,加快国有企业“僵尸企业”的市场化退出,减少政府财力,避免优柔寡断、行动迟缓,通过盘活存量发现价值。

标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

地址:http://www.hztxyl.com/hzxw/89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