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留住民间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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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到5月，中国的私人投资仅增长了3.9%，比去年的10.1%下降了6.2个百分点，可以说是“悬崖式”的下降。在这方面，国务院部署了特别监督和第三方评估和研究，以促进私人投资政策的执行。6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专项监督和第三方评估调查报告，对做好民间投资工作提出了进一步要求。7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充分认识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认真整改落实监督评估中发现的问题，继续深化放权让利，努力营造公平竞争、不歧视的市场环境，着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求加强落实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主要职责。

为什么私人投资在下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私人投资的急剧下降？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

私人投资去了哪里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看待私人投资的急剧下降？

周天勇:从数据来看，今年私人投资的下降无疑严重削弱了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首先，自2000年以来，一些私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并转移自己的产业和资产；甚至一些私营企业主从工厂抵押贷款银行拿走现金并转移到国外，这将使破产的工厂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私营企业家担心个人和资产安全。

此外，从产权结构安排来看，一些房地产的保有制和非继承制也是民营企业家在抵押银行套现后出售资产或转移资金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城市房屋和其他建筑、农村住宅、耕地、林地和其他地上建筑都是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这种房地产有关于使用寿命的规定，以及关于继承的模糊规定。虽然《物权法》已经颁布，但城市房屋使用年限届满后，土地出让金必须按规定重新缴纳，才能合法使用数年。例如，农民使用的林地、耕地和鱼塘也已承包多年，但它们仍需在期满后收回并重新分配，然后才能合法用于下一年。不得不说，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私营企业和私人资金大规模外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困境。

其次，国内工业化发展阶段提前10-15年结束，许多产业过剩，投资过剩，形成了产业向外突出转移的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未来进入主要经济力量的人口替代正在萎缩，这使得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中国住房和汽车消费需求提前萎缩。这意味着以住宅和汽车为主要力量的产业、上下游和横向联系都受到严重影响，制造业、采掘业和建筑业处于完全过剩状态。从需求市场来看，国内工业领域几乎所有行业都是过剩的。一些在原有领域赚钱的民营企业家对东南亚、南亚和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持乐观态度，这导致投资和产业向外转移。

第三，尽管国务院采取了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但商业环境改善的前景并不乐观。农民工工资上涨过快，社保基金比例偏高，使得许多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利润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亏损；银行信贷的高利率成本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这也使得一些民营企业难以为继；然而，税费罚款仍然很高，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土地转让减少，经济税收下降，对企业的罚款增加。

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相当多的私营企业主收缩他们的业务，甚至关闭他们的大门，旨在保持他们积累的资产，并确保他们不被消费。

中国经济时报:从近年来的经营环境来看，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周天勇:从与政府相关的商业环境来看，在中共十八大开展“反腐”工作之前，企业很难注册和获得很多批准。不少部门办事困难，收费和罚款，吃卡现象严重；中共十八大以来，一些企业家反映，许多政府和行政机构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文员的脸色也不错，但创业还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民营企业家考虑减少和停止国内企业和投资项目，并在一些海外国家和地区寻找投资机会。

此外，由于国内投资范围有限，一些私营企业家将其积累的资金转移给外国投资。尽管中国颁布了许多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描述了民营经济可以进入的领域，但事实上，民营经济投资在许多领域仍然存在困难。一些关于私人经济投资自由化的文件往往“好看且不容易使用”。从各政府部门和行政机构的许多规定来看，这些文件与它们不一致；一个部门的文件规定他们经常与另一个部门的文件“斗争”；政府文件与银行和其他部门的规定不一致，使得大量私营企业家无法克服进入投资领域最后“一公里”的障碍。

从私营企业可以投资的领域来看，首先，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领域尚未自由化。私人资本已经进入养老、医疗、旅游和教育领域，在市场和投资准入、人员和业务范围方面仍然存在限制和歧视。在卫生、民生和教育领域，行政垄断严重，民间资本仍无法顺利进入。

第二，一些能够让投资进入的新增长领域尚未开放和自由化。例如，低空通用航空空运输和制造设施，改造未使用的土地如盐碱地，海水淡化，生态造林和林下经济，岛屿和海洋经济等。要么受到管制，要么没有鼓励自由化的制度和政策。

此外，许多民营企业家大多想投资创业，但资金分散，规模小，不愿意集中投资于基金、股份公司等具有代理制度的大型领域；目前，还没有一种混合所有制投资和公司制度模式能够吸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顺利结合、方便决策、顺利运作、保值增值。因此，一些民营企业家到国外投资超市、餐馆、加油站等小型项目，转移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急需的资金。

如何应对私人投资的下降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

周天勇:首先，在观察进出口商品贸易顺差时，要考虑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改革和完善进出口统计制度，形成完整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统计体系，统筹考虑出口增长率和贸易差额；特别是要打破国内一些服务业的垄断，放宽民间资金进入教育、医疗、养老、医疗、旅游等服务业，增强国内外服务业的竞争力。

其次，要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继续简政放权，减少审批，降低税费，降低贷款利率，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放开养老教育等服务业，开辟和增加闲置土地改造等新的投资领域，让民营企业家安心、放心、放心地在中国投资发展。今年全国人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联席会议上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坚定不移”的重要讲话和论断，也为扭转私营企业主从党的思想路线和重大政策上向外移民和资本外流的局面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此外，应在几个方面做出全面努力。

一是全面放开服务业等监管和半监管领域，开放通用航空空领域，结合持续的生产改革，放开盐碱地改造、海岛开发利用、海水淡化、绿化等新的投资领域；在坚持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大力改革房地产产权结构体系，解决各类农村土地的永久使用权、继承权和确权问题。农村集体土地不再被征用，以同等价格直接进入建筑市场，城市国有土地也将取消年审制度，实行永久使用制度。

二是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房地产产权，让他们有安全感；其次，要彻底实施负清单管理，开拓领域和市场，合理科学地监管，使民营企业能够无障碍地投资。

三是建议降低增值税2个百分点，有效降低社会保障率至30%，有效解决民营实体经济融资难和高利贷问题。

只有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私营企业才能以安全感、毅力和合理的利润进行投资，才能收回从外国流出的过多投资。